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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金石力 养草木心

——读吴昌硕先生两方自用印的启示

（刊于光明日报2024年12月15日第12版）

沙孟海先生在西泠印社85周年纪念大会上曾讲道：“印学在中国至少有七百年的历史。这一朵艺术之花，好比杭州市定为市花的桂花，花朵虽小，却是天香云外飘，影响远大。过去有人瞧不起篆刻，认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今天应该说是雕虫高技，壮夫也为了。”诚如沙孟海先生所言，篆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视觉文化的瑰宝之一，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时代艺术精神方面依然大有可为。

黄宾虹先生称中国的篆刻艺术“一印虽微，可与寻丈摩崖、千钧重器同其精妙”。中国的印章从记事凭信发展到抒情言志，从满足实用发展为提供审美享受，历代篆刻家印中求印、以书入印、印外求印，一方面向内，学古代印章范式以立身；一方面向外，在中国文化中求滋养以拓疆。清末著名篆刻家、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更是其中代表，他将“印宗秦汉”含弘光大。以下谨以他的两方自用印为例，来感悟中国篆刻的艺术内涵和精神。

“癖斯”

西泠印社藏有一方吴昌硕先生的白文印“癖斯”，寿山石材。此印为吴昌硕先生31岁时所刻，边款刻有“和峤有钱癖，杜预有《左传》癖，非余斯焉，癖斯。甲戌二月，昌石道人”。该印风在吴昌硕的印章中并不多见，章法、刀法最具特色，似信手而做却中得心源，体现其艺术理念。印章乃细白文印，通常而言，印章白文细画，难于朱文细画。难在用刀，刀法不精，线条单薄靡弱，且不文雅；难在结字，结字太奇则伤正，太正则板滞，不耐看。而“癖斯”一印恰到好处，刚柔相济，从容不迫，体现了“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创作理念。此印使刀如笔，笔意、刀锋，相得益彰。字有起、有伏、有转折、有轻重，方圆、悬提合书篆法度；刀有实、有虚、有冲切、有残破，随意灵动，不像汉官印、元朱文那般工稳细致。印文中多纵向竖线，长短不一，在冲、切结合的奏刀方式下，线条疏密有致，富有节奏变化。从章法角度看，此印中长短不一的细白文纵向线条，加之线与线交接如焊铸，使印面呈点、线、面结合的视觉效果，空间主次分明，形状各异，错落有致，形成较强的视觉冲击。这看似不经意的背后，实为意在笔先，刀无枉发之功，得汉将军印之神韵。又所谓“印言志”，此枚印章边款中提及的和峤和杜预都为魏晋时名臣，《晋书》中有“济有马癖，峤有钱癖”等语，和峤嗜钱如命，喜欢聚敛钱财，称其有“钱癖”，而杜预因好读《左传》，钻研此书，故称自己有“《左传》癖”。此处吴昌硕列举两位魏晋名臣文士的独特癖好，以此自喻对篆刻艺术的喜爱和投入。这是他创作此枚印章的初衷，更是其坚守方寸之间经营布局、运刀使笔的原动力。

“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

吴昌硕先生还有一方内容为“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的自用印，是印运用秦印“井”字界格形式而以书入印。据印面文字和所署顶款风格，可推测此印为吴昌硕四十岁前后，大量研习石鼓文书法，并开始探索以石鼓文文字入印的阶段所刻。沙孟海曾评价其篆刻“吸收先秦大篆精髓，出之以自我倜傥变幻的笔法和结法，领会得这种不似之似的作篆旨趣，才能理解到吴俊卿治印的妙处”。以“井”字界格分布印文的章法在秦官印或私印中多有使用，明代徐上达称此为“格眼”。吴昌硕将具有方圆、疏密、简繁差异的文字安置在既定框格内，一方面将印文单字分而治之，寻求印面布局的整体协调；另一方面，则突显其疏密变化，利用文字本身特性，使空间密处更密而疏处更疏，最终形成团结一气的艺术效果。吴昌硕借古开今，在篆刻创作中自如运用界格线以重塑章法布局，为印章布局提供了典型范式。“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出自《管子·宙合》“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本意是指千里远的路程，不能用准绳来取直，事物各有不同，也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吴昌硕以此句治印，意在表明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不必拘泥于一种固定的表现方式，也不可用同一标准来衡量优劣。把握大方向，拥有全局观，保持独立的艺术取向，合古人之法而运己意，是为艺之观念，也不失为成事之方法。

吴昌硕的篆刻实践所呈现的方法和精神在中国印学史上是具有代表性的。文人篆刻家主张的“印宗秦汉”代代相传，在实践和探索中，从方法论的建构到艺术精神的传承弘扬，形成了中国篆刻艺术质朴浑厚雄健典雅的正大气象，内涵不断拓展。

个性追求是自古以来艺术创造和发展的不二法门。但凡一个艺术主张的提出，一个流派的初创，都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分析现状，提出思路。元代赵孟頫等针砭时弊，以“印宗秦汉”挽狂澜，于秦汉印立印学之精神，他推崇汉魏印章的“质朴”，而反对“不遗余巧”的做法；元代吾丘衍从汉摹印篆入手，围绕汉印探讨印章艺术的规律；明代篆刻家用集印谱，树理论，仿汉印的方式，心慕手追以表达对汉印的崇尚；清代古玺印出土，拓展了印中求印的取法范围。

在此基础上，为了追求个性，清代印人提出“印外求印”，以此不断拓宽创作疆域，拓展创新思路。邓石如等倡导“以书入印”创自家面貌，以金石修养助篆刻创作。赵之谦上追钟鼎法物，下及碑额、造像，迄于山川花鸟，而以汉为大宗，胸有数百颗汉印，动手自远凡俗。吴昌硕“导源汉人”，道在瓦甓，一空倚傍，自辟门径，参以猎碣、秦篆，旁通古玺、碑碣、金陶、封泥文字，作品古拙朴茂。他们的“印外求印”关键在养，重在能化。这些大家向外求印不是简单搬用古代金石文字，依样画瓢，而是参悟秦汉印章之气象，取精用宏，将向外求得的文字不断印化、经典化，融会而贯通，创造博大之格局，雅正之气象。“印宗秦汉”从向内在印章形式上“印中求印”，拓展为内化“秦汉”，以秦汉之气象、格局和意境，在大文化滋养下“印外求印”万取一收。

西泠四君子之一叶铭曾有言，“印中求印者，出入秦汉，绳趋轨步，一笔一字，胥有来历”。古贤治印择字入印，考镜源流，追古溯今；谋篇布局，负阴抱阳，蕴含哲思；奏刀运笔，熟而生巧，得心应手。“印中求印”，运用秦汉印章字法，不断创新奏刀方法，貌合神契秦汉诸类印章风格，保证了印之所以为“印”，建构了篆刻艺术的基本学理。稳定的印式，合乎六书的字法，妥帖的分朱布白，心手相应而行之有效的刀法……中国的篆刻艺术，从古代玺印到文人篆刻，从形式、内容、技法等方面，按其发展规律形成了基本的理法。它蕴含文字演进、文化境遇和审美追求的讯息，是人们朴素的哲学思维在日常劳动和生活中的迹化，所谓自然妙造，妙机其微。

时至今日，篆刻创作何以彰显个性、推陈出新仍然是一个重要话题。一些篆刻作品形制形式出新，风格狂飙，左突右击，“印外求印”，跳出印章彰显自家面貌，印章尺寸不断放大，大有与其他艺术比拼视觉冲击之势。然而，传统篆刻艺术素来不以大博眼球，不因大而强内涵，它是方寸之间的艺术，其特征和魅力就在于能以方寸之间展现中国文化致广大而尽精微的追求，偏离轨辙，也就丧失了优势。如是看“印宗秦汉”是否过时？

艺术主张能传之久远，发扬光大，必然已凝练为一种精神气质，既具体又抽象，以一种感召力不断催发行动力。对于今天而言，“印宗秦汉”随着时代的变迁，必然已不止于范式的模仿和继承，而是突破范式藩篱的观念传承，精神赓续。“食金石力，养草木心”。篆刻家于印章艺术应既识全木，知根芽，更能晓花叶，通大本，以一隅之精深，体察万物，以小见大，感通天地，阐幽发微，在观物与观我间格物以致知。

（作者：沈浩，系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 源｜《光明日报》2024年12月15日第12版

编 辑｜倪义臣

责 编｜贾毓秀

审 核｜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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